在文学的世界里，喝酒好象是为了配合风花雪月、琴心剑胆，是为了展示浪子情怀，豪侠风范、书生意气。
然而喝酒就是为了喝酒，有时为那一种畅快淋漓，“酒逢知己千杯少”，也为排解心中无尽的空虚与寂寥。有时是一种姿态，“三杯吐然诺，五岳倒为轻”。有时是一种情绪，有时是一种境界，所谓“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”。
古代的那些大诗人，从李白杜甫算起，还有我们现在讨论的陶渊明，在他们的诗文和日常生活中，酒都是不可或缺之物，他们真的太能喝了。这或许也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。直到今天，酒也是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。
它甚至不是一种点缀和色彩，而是生命里一个顽固的、不肯退场的陪伴物，成了一种元素和必需品。它甚至不仅仅是一种物质，一种含有乙醇的液体，而直接就是一种精神，是形而上的一部分。
无论是不通文墨的粗人还是才高八斗的骚客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跟酒纠缠了一生。这每每让人好奇，有时甚至不解。酒会那么重要吗？酒难道真的要与人类一直共存下去？戒酒的呼声此起彼伏，可惜收效甚微。
由中国文人的饮酒，联想到西方的“酒神精神”。两者的相同点是都在贬损理性同时肯定本能，中国文人通过酒来获得暂时脱离仕途经济和伦理桎梏的自由感，同时也是获得艺术创造力的途径，带着淡淡的消极色彩。
而西方的“酒神精神”在尼采的定义下，应该比中国文人的醉酒更积极更肯定人生，也更直面人生，具有超越悲剧的强力意志和英雄主义精神。
喝酒有时候可以成为保存自己的一种方式。从肉体上保存自己，从精神上保存自己，说白了就是逃避的一个方法。
比如从记载上看，阮籍就用喝酒保护了自己，刘伶也是这样。由于一个人处于恍惚沉醉的状态，他人就会觉得不必与之较真。
在酒精的作用下，生命的社会性和政治性也就降低了，而这“二性”的降低，通常会受到统治者的欢迎，会让他们感到放心。
另一方面，在个人的精神构成上，饮酒又给人掺进了新的因素，一种飘逸的、出世的、恍惚的、幻想的，甚至是更奇异的感受，一种特别状态下的夸张和浪漫情状，也是进入新奇境界的尝试，是忘记眼前痛苦的一种逃避方式。
所以可以将饮酒看成一件奇妙的事情，它既是人生逃脱与保存的一个策略，又是一种沉醉于某种状态与快感的生命机缘。
更有人认为饮酒有养护的功能。李白杜甫是酒徒，陶渊明是酒徒，这都是可以理解的。再就是在古代社会，人的娱乐方式是比较少的，酒在这些功能方面比起今人来，所占比重也就更大。
有酒瘾的人，从陶渊明到李白杜甫乃至更多的人，更不要说刘伶和阮籍这样的著名酒徒了，酒是何等重要。
陶渊明对酒的品咂，亲和，依赖，让人觉得是浑然一体的。他的生活充满了酒的芬芳，酒在很大程度上使他的田园生活变得更加有滋有味了。他品咂的能力好像更细腻也更强，给人的感觉不是一个狂饮的酒徒，而是一个品味的雅士。
李白在酒后豪情万丈、极为冲动、浪漫和幻想；陶渊明则更为安静、悠然、享受、沉湎，乃至于暂时摆脱了忧郁。
所以酒的饮法不同，作用也就不同。
我们可以把这种不同看成是生命质地的不同所造成的，另一方面也可以看成对酒的态度和饮酒方式的差异所决定的。从诗中看，李白更多的是与友人一起豪饮，而陶渊明则是面对大自然的窗口独自慢品。
同样是借酒避世，刘伶“无思无虑，其乐陶陶。兀然而醉，豁尔而醒”的心态也决定了他的酗酒更为惊世骇俗。早年，刘伶喜欢驾车走出山野之上，但他驾的是很慢的鹿车。乘车如此慢的车，都干些什么呢？一路上，他边看风景边喝酒。刘伶带着几坛美酒，坐着鹿车，天南地北的到处转悠，还让人拿着锄头在后跟着，并吩咐：“我醉死了，就立刻埋了。”你瞧，俨然一副喝到死为止的架势。
这就是名士的不羁，生死须臾，一杯酒就可以安顿。
世人眼中的刘伶总是一幅醉眼迷蒙，疯癫狂傲的形态。这个身高不满六尺的小矮子目空一切，睥睨天下。醉眼看世界，世界在他眼中也是一幅醉态，乾坤逆转，日月倒悬。
中国酒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饮酒尚烈，饮酒溺醉，这正反映出饮酒者内心的脆弱。
面对时光飞逝，人生无常，只想及时行乐，享受今生。如果人生失意或者官场失宠，古人们常常就会情绪失控，只求葬身于酒，从此与功名利禄告别。这样比起来，现代人葬身于酒的境界和尼采的酒精神比起来，完全是两回事了。
电影《云端漫步》把西方的葡萄节狂欢好好渲染了一番，众人踏着葡萄跳舞，面色潮红，一同享受丰收的喜悦和美酒的魔力。而想想我们葬身于酒的瘾君子，却是脸色越来越惨白，终于扑通倒下，永不醒来。
有人在醉酒中寻求灵感，有人却只是借酒避世、以醉遁世。
酒者，久矣。不仅与历史有关，更与一个民族的性格有关，因为它酿就了对人生的激情、对生活的热爱。
不过现实生活中还得把握好适当的度，酒文化才能真正将自身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。若倘把握得不好，小者伤身，大者坏身，那就有违造酒者的初衷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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